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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正统性的瓦解与得失_人文频道_东方资讯

发布日期:2020-05-21 04:43   来源:未知   阅读:

最后我想简单的分析一下清朝正统性本身的瓦解和成败得失,这要沿着晚清的时段来展开分析。刚才提到清朝正统性建立的条件,建立时候付出的代价,实际上从晚清改革起清廷就开始试图改变制度弊端所造成的不利因素的影响。因为面临内忧外患各种问题,当时立宪、废科举和革命是一个相互关联、纠缠在一起的话题,焦点争议都集中在到底我们是要立宪还是要革命,到底要不要皇帝的问题。革命最后变成了终极选择,结果导致了清帝的逊位。

晚清发生了三个严重的后果,一直影响着中国现代国家建立的基本走向。第一个后果就是皇帝作为“主导性虚构”的消失。什么叫“主导性虚构”?其实清朝正统合法性是建立在皇帝本身的多元身份基础之上的。乾隆既是汉人和满人的君主,同时又是藏族的大喇嘛、蒙古人的大汗,种种形象集于一身。虽然他的身份非常复杂,但他是一个聚焦多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如果皇帝被摧毁,多民族符号的象征意义就会被瓦解掉。所以皇帝到底留不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当年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和杨度等人,曾经提出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皇帝一定要保留,保留皇帝不在于皇帝本人有多大权力,而在于皇帝是多民族的凝聚象征,代表了文化的向心力。

在晚清经过几次立宪改良实验之后,皇帝的权限已经被压缩得非常小,甚至当徐世昌提出变革方案的时候,皇帝根本无权做出否决,只有同意权。革命发生得很突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个非常可惜的事情。从原来的预备立宪方案到十九信条,清政府已经为民主改革做出了很大让步,立宪也在按部就班进行。但是革命者等不及,对他们来说,九年立宪周期实在太长了,五年或六年都不行。预备立宪的准备工作一直在按部就班进行,最后皇帝倒了,这导致了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多民族的凝聚力一度开始涣散了。如何重新评价皇帝符号的意义,到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民国初建时提倡人民主权,现在对人民的定义越来越混乱,而且什么能代表人民,怎么叫代议制?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二,皇帝倒了还不算,最可惜的是科举制度的崩解。科举制度的优点非常明显,不要误解科举制度,现在一想到科举制就是八股文,好像摧残了很多人。其实,我一直认为科举制度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人才分配机制,合理在什么地方?合理在科举制的选拔机制可以比较均衡地在基层分配官员。不同的人群,考上了进士自然会成为翰林院里的大学士,考上了举人就有机会当县官,考不上举人当农村里的秀才,在基层同样变成士绅阶层,可以帮着修桥铺路、教私塾、立书院、搞慈善。秀才本身有一些特权,比如可以豁免徭役,也可稍减点赋税。秀才大多数都老老实实给家乡做贡献。这个机制还是可以流动的,秀才考上举人之后可以当县长,再考上进士就可以进入朝廷当大官。像曾国藩当年回湖南老家就变成普通乡绅,照样为家乡做贡献,这是多么好的流动机制。而且把人才非常均匀的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使得有文化的人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传播儒学教化的合理机制。这个制度一旦被摧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我还有一个观点,西方的立宪、民主挪到中国来不一定马上适用,必须经过改造,但是科举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的代议制。科举为什么是代议制?首先科举的名额是公平分配的,江南人数再多,有才的人再集中,朝廷还得给云南、贵州这些偏远地区相当一部分名额,以至于江南人才大量积压,但是为了达到地区平衡,科举名额分配就要考虑到相对均匀的问题。士绅阶层遗留在乡间,实际上是民意的代表,某种意义上就是那些有功名身份的宗族族长或乡村耆老代表老百姓来发声。这就是代议的一种形式。当然这种代议制和西方民主代议制还有很大差异,我只说从中国本身的传统资源里可以看到很多类似中国式的立宪基础。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化,而不是把它完全当做糟粕予以盲目批判。

科举制转成学堂教育之后出现的最大弊端,是学堂人文教育的阙失。学堂就象是一个行政人才培养的专科学校,一旦进入学堂之后,大量人才毕业后只能流往城市,没有形成象科举那样上下循环的流动机制。所以农村到现在再也没有象样的文化人了,有文化的人不愿意待在农村,而过去的秀才只能待到农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现在高考后为什么城市里面那么多人,没有人愿意到农村去,就是因为你没有科举制的人才循环体系作为制度保障。从这点看,我觉得科举制是非常优秀的制度,不要只是眼光只看到八股文,没有看到科举制的人才选择流动性和代议功能等这些基础性的东西。

与科举制相连的一系列政教制度也随之瓦解掉了。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政教体系去联络政治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清末立宪和革命博弈过程之中,立宪让位给革命,但革命党最后实际回归的还是传统的东西。比如刚才说到对大一统疆域的认同方面,最后经过反复争吵,中华民国的建立还是延续了清朝大一统疆域的统治规模。但是中国的政教关系在晚清革命浪潮中却彻底瓦解掉了,我觉得随着这种政教关系的瓦解,整个城乡关系也随之瓦解掉了。所以现在重提国学、儒学、传统文化,都是对晚清立宪派所提出的那种有限的、缓进的制度改革的一种致敬,一种回眸。

如何处理好政治体制与传统文化断裂与延续的问题,仍是我们当今亟需解决的课题。我们看清朝,不要用成王败寇的心态去认识它的历史,或者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革命成功后被打倒的旧王朝,完全一无是处。而应更多地把它置于传统的延续过程中,观察其积累下来的历史经验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这些遗产有多少东西可以转化成我们当下变革的资源,成为我们重新学习传统,向传统致敬的一种有效途径。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用意,也是向以往那些为我们传统文化的延续做出重大贡献的前辈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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